【教会历史】第六讲：宗教改革与马丁路德
导论
加拉太书2:16 ……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上周我们讨论了中世纪教会所作出的种种改革，我们看到教皇和皇帝都想把持教会的权利，都想自上往下地改革教会；我们也看到修道院的僧侣们也借着改变他们的生活和事工在尝试自下向上的改革。这两种改革有一个共同点，虽然他们的方法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相信借着改变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的道德生活，教会可以得到改变和归正。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出问题的时候，会认为可以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如果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就可以让自己转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并且解决我们生命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都没有成功过。
我们在过去几周中看到的教会的这些努力因为神学上的分歧和混乱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起到了反作用。教会继续腐败，教会的腐败在十五世纪几乎到达了顶点——教皇在贩卖圣职，甚至开始向教会的信徒抽税（甚至还向罗马城里的妓女抽税）。记得吗？在中世纪早期，地方领主和贵族贩卖圣职导致教会的改革，现在教会自己做得更公开、更无耻。除了教会的道德腐败之外，神秘主义和偶像崇拜不但被许可，而且还被教会所主张。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们都被鼓励要敬拜那可疑的“圣物”，包括十字架上的钉子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裹尸布碎片，还有自称是使徒的骨头和毛发的种种物品。
尊重和敬拜这些“圣物”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教会领袖们教导说拥有甚至观看这些圣物，以及购买赎罪券，能够免去罪所带来的刑罚，也可以减少你在炼狱中的受苦。信徒们都对此笃信不疑。
贩卖赎罪券是当时辩论和争论的一个焦点，贩卖赎罪券不单单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线，而且也把教会的种种令人生疑的教义和问题都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什么是赎罪券？赎罪券的理论是基于炼狱的理论。什么是炼狱？炼狱的观点来自第三世纪的俄立根。俄立根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地上仍然是罪人，我们该如何纯全完美地进入天国呢？”于是他就推测（注意，只是推测而已）或许在人间和天国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在那里会被“炼净”（purged），以预备好自己进入神完美的同在。正如其他的教义一样，早期教会只是做个推测，中世纪的教会就把推测转变为教义。中世纪的教会教导说炼狱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地点，在那里你身上残留的罪会被除去。怎样除去呢？这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炼净过程。有多痛苦呢？你可以读一读但丁《神曲》中的《炼狱篇》，从中你可以窥见炼狱在天主教神学中是怎样的一幅图画。自然地，人们被“炼狱”的痛苦吓坏了，并且渴望知道如何脱离或者减少炼狱中的痛苦。教廷经过讨论之后宣布，你可以透过今生的好行为和敬虔除去身上的罪。“天哪！”一些人就会说，“这多没意思，还有别的方法吗？”
经过进一步地讨论，教会宣布说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圣洁（例如圣徒），他们有一些多出来的好行为和功德可以转移给你，减少你要摆上的功德和好行为。你只需要象征性地付点钱（真的是象征性的，就像今天的20块钱），就可以把一些人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你可以购买赎罪券，赎罪券就是把历代圣徒积攒的、多余的功德转移给你或者你的家庭成员，救你或者你的家人脱离炼狱的这样一个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最厉害的赎罪券，可以直接保证你的救恩。当然这种赎罪券非常少见，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例如参与十字军东征。教会很快发现，赎罪券是个好东西，来钱很快。当经济紧张，人们手头也没多少闲钱的时候，教会就会差派口才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讲员去在欧洲各地旅行，到处推销赎罪券。在马丁·路德的年代，有一位口才最好、最成功的赎罪券推销员名叫约翰·台彻尔（John Tetzel），他把赎罪券的原理总结在一句顺口溜里：“银钱叮当落钱箱，炼狱灵魂回天乡。”
毫无疑问，赎罪券生意迅速为教会聚集了大量财富。从积极一面来说， 大量金钱流入使新的教堂得以动工建造，尤其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欧洲出现了大量哥特式的雄伟的教堂建筑物，艺术得到了发展，也由于教会有钱支持大学和神学院，教会和世俗的学术都获得长足的进步。所以当时出现了伟大的艺术家，例如米开朗基罗；也涌现了优秀的学者，例如伊拉斯谟。从另一方面来说，牧者们没有在喂养群羊，相反，他们在剥削羊群，而且在教导错误的、虚假的福音。
到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教会需要改革。但是教会该怎样改革？每一任的新教皇在上任时都对教会改革信誓旦旦，但是最后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们或者被腐败的现状吓坏了，或者自己也陷入腐败中。正如我们在上周的课程中看到的，尽管教会尝试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尝试了自下而上的改革，但最后都没有什么果效。改革派最后自己也成了权力和金钱的俘虏。
在上一课的最后，当时出现了一些勇敢的改革者，包括彼得·瓦勒度、约翰·胡斯、约翰·威克里夫，以及不太有名的萨佛纳罗拉。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宗教改革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我们要认识宗教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人物：马丁路德。
人文主义
在我们讲到路德的改革之前，我们先要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个大的背景，是这个背景使路德的改革成为可能，这个背景就是在路德的年代刚刚开始结束的运动——人文主义。
中世纪时，人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对于古典文化所知甚少。到十四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出现对古典文艺的重新发掘，逐渐开始有诗人、艺术家和学者。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许多学者和古典书籍转移到西欧，进一步推动了新学术的产生。同时，商业和精致文化的发展也使贵族有钱和意愿资助艺术和学术。文艺复兴早期繁荣于意大利，随后传播到西北欧。意大利学者瓦拉通过学术研究的方法，有力地证明了教廷长久以来用以主张权利的重要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一份伪作。
相比意大利人文主义注重希腊罗马作品，西欧人文主义则同时重视对圣经的研究。当时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或译伊拉斯姆，Erasmus）。伊拉斯谟是他所在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也是西方文明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写了相当多的书和圣经注释，其中公认最引人注目、也值得你一读的是《愚人颂》（译林出版社，2010）。在《愚人颂》中，伊拉斯谟以“愚人”的口吻评论当时的世态世象，对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宗教权威和以君主制度为代表的世俗权威极尽讽刺之事。
我们前面讲了教会的问题和改革的努力，我们该如何使教会归正？伊拉斯谟的答复是，我们要回到根源（ad fontem），这也是人文主义所发出的呼声。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我们既不能够自上而下，也不能够自下而上地改革教会，因为无论怎样改革还是在用人的方法、人的传统，和圣经无关。我们必须回到神原本所说的话里面去。当时教会使用的拉丁文译本存在不少错误，而现在因为古卷的不断发现和收集，所以拥有了这些资源，我们可以从圣经原本中找到答案。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伊拉斯谟搜集了圣经的各种抄本，经过考订校勘后，在1516年出版了第一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希腊文-新拉丁文对照本），路德也基于伊拉斯谟出版的希腊文圣经完成了德语圣经的翻译。
这就是伊拉斯谟和人文主义对于宗教改革的贡献。我要指出，伊拉斯谟本人并不是勇敢的改革者，从未加入过宗教改革。他欣赏宗教改革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他尤其欣赏瑞士宗教改革，也对改教家们非常友善。但是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伊拉斯谟被吓坏了，因为天主教会威胁说要把他绝罚（除名）。他迅速宣告对天主教会的忠诚，并且在余下的岁月里随从教廷的指挥而批判路德。他把自己藏在幽默后面（就像今天的一些“段子手”），却不敢付代价挑战教会的错误。路德评价说，伊拉斯谟就像摩西，他可以带领神的百姓去到应许之地的边上，但是自己却进不去。
马丁·路德：生平（1483-1546）
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于德国，他的父亲希望他读大学、毕业以后做一个律师。从青少年时期开始，路德就非常敬虔。他在教会里长大，并且从小惧怕上帝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22岁的时候，他旅行中遇见一场暴风雨，因为电闪雷鸣而跌倒在泥泞的道路上。因为恐惧，路德大声喊着说，“圣亚拿，救救我！我愿意做修道士。”他当然没有死在暴雨中，他遵行了自己的诺言，从法学院退学并且加入了德国威登堡（Wittenberg）的一间奥古斯丁修道院。他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苦修之路，目的是为了借着禁欲除掉自己身上的罪，使自己得以进入天国。
在修道院中，路德成了“修道士中的修道士”，他花大量的时间用祷告、禁食和苦修使自己沉浸在宗教的敬虔之中。虽然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得到神的喜悦，但是路德从未从瘟疫般的恐惧中得着释放。路德穷尽了教廷和修道院导师所建议的一切苦修之道，他参加弥撒，他尊崇圣徒和圣物，他甚至参与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罗马拉脱兰教堂前有二十八级圣梯，相传是彼拉多审讯耶稣时的台阶，任何人手膝并用地爬上圣梯，并在每一级念诵主祷文一遍，便能从炼狱中解救一个灵魂。路德亲吻了每一级台阶，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使他得着释放。路德也尝试为自己的罪而苦修，但是他却发现无论怎样苦修都不能补赎自己的罪。即便他可以透过苦修和痛悔补偿自己心里和行为上的罪，还有很多罪是他不知道的，也是他不能发现的。路德只能相信，神是一个可怕的法官，在天上等着惩罚他。他的指导老师辅导了他，劝告他在基督那里得着安慰，但是圣洁的基督也是他不能注视和思考的。
路德发现，一个人成为修道士，或者按照教会所规定的方式而生活，并不能使他胜过罪。其实这并不是路德的发现，早在500年前，法国神学家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er of Tours）就已经用下面这段话给那些企图脱离基督想要胜过罪的修道士们以警告：
修道士一个人在他的格子间里，但是罪却在门口徘徊，并且用迷人的话语寻求进入到修道士们的房间里。“我才是你所爱的，我是你在世上所奉承的。当你吃饭的时候我陪着你，当你睡在床上的时候我也陪伴着你，没有我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怎么敢以为自己能丢弃我呢？我跟随着你的每一个脚步，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在那个格子间里躲着我就找不到你了吗？当你在世上吃喝饮酒的时候我在你身边，现在你在修道院里只吃面包喝清水的时候我一样可以在你身边。地狱里并不是只有紫色和丝绸，还有僧侣的斗篷。
路德发现贝伦加尔说的是对的，罪的确是如此缠绕着我们、挥之不去，进入修道院只是让他从一个犯罪的法学生变成了一个犯罪的修道士。由于路德在良心上如此之敏感，他给修道院造成了很多麻烦。他愿意追求完美的圣洁，他愿意彻底地除去自己身上的罪，他尽了一切努力，甚至给他的指导老师和其他修道士带来很多困扰。
萨克森选帝侯刚刚开设了威登堡大学，路德的指导推荐路德去那里教授神学课程，路德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的第一门课是诗篇，他非常努力地尝试系统性依次教导每一篇。当他教到诗篇22的时候，他被第一节震惊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路德知道这句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呼喊。神为什么要离弃基督？他是那位完美公义的救赎主，这是罪人才会发出的呼喊，为什么这位完美的神之子也会这样呼喊？
在努力地研究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之后，路德被得出的结论惊呆了：上帝让那位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好像是他自己犯了罪一样。神差遣基督是要成为我们的代替者，承担本来要我们承担的罪的刑罚。这一发现震惊了路德。这位曾经痛苦、曾经被负罪感重压的年轻修道士现在对神的怜悯有了全新的认识：不是靠功德赚取救恩，而是靠着白白的、本不配得的恩典。救恩不是因为苦修和善行，而是惟独因为信靠这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这一全新的认识使路德在研读其他新约书信、教父著作的时候一下子豁然开朗。我需要强调，路德和其他改教家并不认为自己发明了全新的教义，也不是建立了新的神学。他们只是呼吁教会回到起初，回到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所讨论过的神学，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
路德后来才明白，对福音的这一认识给当时流行的教导带来多大的挑战、自己要付上多大的代价。现在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他对救恩的理解是神白白的恩典，而教会却通过贩卖赎罪券的方式在出售救恩。当时赎罪券的问题变得更糟糕了。教皇利奥十世是一个不但腐败而且无能的领袖，他希望在罗马建造一座宏伟的新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所以他发起了一轮新的赎罪券促销行动，目的是筹得更多的款项来建造大教堂。在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九十五个论点写在纸上，并且钉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这就是“九十五条论纲”。
虽然被称为“九十五条论纲”，但是其实讲的主要是两个论点。第一，如果教皇真的有能力控制炼狱，能够通过赎罪券减少人在炼狱里受苦的时间，那为什么教皇不直接让人从炼狱里被释放而不用再受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路德认为从罪中悔改是一件好事，人们不应该用其他方式来减少刑罚——无论是购买赎罪券还是访问拜访圣地。这些手段都让人更多地依靠自己而不是悔改信靠基督。
九十五条论纲很快激发了路德始料未及的反应，整个德国都陷入了这一极具争议的话题。其他学者们，尤其是人文主义者们，特别喜欢路德所提出的观点。他们同样对教会的腐败感到不满，同样支持路德所主张的从根源——也就是圣经——中去寻找答案。因为印刷业的发达，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很快在全德国境内被广泛传播，连教皇利奥十世的官邸里也出现了一张。
在1518年，路德被命令到德国的奥格斯堡接受被指控为异端的质询。路德拒绝撤回他的观点，他指出教皇和教会的公会议也是会犯错的。
在1520年，路德出版了一系列的小册子，批评教皇和进一步澄清、辩明他自己的观点。在这些著作中，最著名、传播最广的应当是《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一书。在这本书里，路德指出教廷就是巴比伦，是教廷把教会掳去了，正如当年的巴比伦掳走了以色列人一样。他宣称，只有洗礼和主餐才是基督在新约圣经中所命定的圣礼，天主教会所主张的其他五个（坚振、忏悔、婚姻、圣秩和傅油）并不是圣经中的圣礼。任何被腐败的教廷认为可以给人带来救恩的实践和要求，在路德看来都是迷信。路德指出，圣礼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执行圣礼的教会，而是取决于接受者的信心。换句话说，主餐要有效，领受主餐的人必须是真实悔改和信靠基督的人，而不是靠着饼和酒魔术般的变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圣礼是神给祂百姓的礼物，而不是腐败的教会手中有魔力的器具。
这可以说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教会曾经与伊斯兰大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与欧洲的君主们在政教关系上进行了反复的拉锯，但现在她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威胁：教会的权柄被动摇了。如果教会不能够借着圣礼控制神恩典的发放，人们怎么会继续信任和支持教廷呢？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令教皇利奥十世非常烦恼，他发布了一道名为《愿主兴起》的训令（Exsurge Domine），这道训令用诗篇中的一句话作为开头：“主啊，愿你兴起，为你的缘由施行审判。有一只野猪已经闯进了葡萄园！”这一训令给路德六十天的时间来向教皇表示顺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路德透过公开烧毁训令和其他支持教皇的著作来庆祝截止日期到了。
正如我们在历史上的其他事件中所看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想要介入这一分歧。当时的皇帝是查理五世，是开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君王，也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他要求路德在1521年4月17日到沃木斯接受质询。路德到达沃木斯的时候，被要求和他所写下的著作一同出庭，并且当庭宣布自己撤回自己的观点。路德说，我要一点时间想一想。于是皇帝给了他一天，一天之后他答复说他不能撤回他的观点。因为桌子上有三类书，第一类是任何人——包括天主教会——都会赞同的书，所以他不能撤回。第二类是因为他的个性，他越过了界限、对反对者过于严厉，所以他很乐意撤回这些书。还有第三类书，则是批评现今时代的邪恶，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撤回。检察官认为路德在狡辩，并且要求路德给予一个简单、直接地回答。路德于是回答道：
既然由于陛下要有一个简明的答复，我要毫不退缩、也毫不愤怒地回答：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公会议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束缚的；我不能而且不愿撤销这些，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不安全的。愿上帝帮助我，阿门！
有一位学者说，“随着这些掷地有声的宣告，新教（英文“抗议”，Protestantism）诞生了。”同时，圣经作为最高和最终权柄这一观念也得到了确立。
路德的教义被教廷咒诅，但是法庭给了他四十天时间回家，在四十天之后，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交给官府并且烧死他。路德不知道的是，他所在萨克森的领主腓特烈亲王早就做好了计划要保护他。在路德回家的路上，路德被“绑架”到了腓特烈亲王在瓦尔特堡的城堡。他在那里整整躲藏了一年，虽然路德在与抑郁症挣扎，他仍然非常高效地写作。他在瓦尔特堡写下了很多重要著作，包括一本今天仍然在使用的德文圣经。这本圣经用词精确，语言优美。在瓦尔特堡的这一年中，路德还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挣扎和属灵危机。他一遍又一遍地面对良心的这一质疑：“你是唯一一个看明白的吗？你以为你是谁？这么多智慧人都不明白吗？”因为路德远离教会所主张的一切除罪的手段，路德只有依靠基督。在这属灵的幽谷，路德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属灵攻击，他甚至相信撒旦在对他说话、在诱惑他、在攻击他。有一次，他甚至拿起墨水瓶朝着撒旦说话的方向扔过去，结果打在了墙上。如果你有机会去瓦尔特堡旅游，你会在那里看到路德的墨水瓶砸在墙上的印子。
回到威登堡之后，路德的跟随者们根据他的教导改革了教会。在1521年的圣诞节，威登堡教会举行了全新的崇拜，神职人员穿着普通的衣服，不把主餐看作献祭，而且用德语进行。敬拜的主权被交还给信徒，而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在威登堡，神父和修女可以结婚，路德自己在1525年和凯瑟琳，一位前修女结了婚。
从1517年到1525年，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路德“既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人，也是欧洲最遭人恨恶的人。”直到1546年路德去世，他都非常低调地生活，牧养教会、写文章、写书和写诗歌。他和当时的很多著名神学家进行了辩论，例如他和伊拉斯谟就人的自由、罪的后果、我们是否有能力选择神的问题上进行了辩论。这一辩论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本小书：《论意志的捆绑》。
路德同时也和他的主张所带来的超出意料的改革进行了斗争，这些改革是他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教会大门上时从未预料到的。他认为有些人让改革走得太远了，甚至带来了革命。例如，很多德国农民把路德当作是一个平民英雄，所以他们非常羡慕路德站起来反对掌权者，他们就发动了武装叛乱来反对领主。路德大为惊恐，要求这些农民平静下来停止叛乱。农民拒绝了路德的请求，路德于是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农民的武装叛乱只有通过暴力镇压才能结束。路德还写过一些非常粗暴咒诅犹太人的文章，主张把犹太人从祖国赶出去。因为路德被一些信息误导，他以为犹太人正在劝说基督徒放弃信仰。所以路德对德国的反犹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的神学原则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们在接下去的两个星期都会学习到宗教改革在瑞士和英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
马丁·路德：神学
马丁·路德的核心教义究竟是什么，居然给他带来那么多麻烦？为了帮助大家简明扼要地理解路德神学，我主要讲四个让天主教抓狂的路德神学。如果你想要对路德的观点了解更多，在你的讲义后面有一些推荐阅读。
1. 圣餐观
首先，我们从路德最有争议的论点开始：圣餐观。天主教和非路德宗的基督徒都不同意路德的圣餐观。我们先认识路德的圣餐观，这样我们下礼拜天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少花点时间。
如果我们把新教的圣餐观看作一个光谱，那么最左边的就是路德。路德认为，在主餐里，基督存在于饼和酒之中和之下。当我们领受饼和酒时，我们就是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路德说这不是变质（饼还是饼，酒还是酒）而是同时存在。换句话说，路德想要平衡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和饼酒本身的象征性含义。他尝试继续抓住天主教的观点，但是用属灵的视角去重新解释。这就是路德的观点，它在新教圣餐观的最左边。最右端呢，是再洗礼派（又译“重洗派”）的观点。我不知道他们的主餐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但是重洗派认为主餐就是象征性的，没有别的含义。所以我们领受主餐是因为顺服，因为耶稣这样命令我们，主餐给世界、给我们一个救恩的图画。主餐中没有其他属灵的意义。这是主餐观光谱的另一端、最右侧。在这个光谱的中间，有慈运理和加尔文。慈运理认为在主餐中，耶稣是属灵地、但不是实体地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领受主餐时，圣灵会特别地在我们当中做工，和往常不一样。主餐并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主餐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能够给我们带来属灵益处，能够帮助我们成圣，能够让整个教会更加亲近基督，有着别的属灵操练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所以，主餐是一个特别的、来自基督的、属灵的命令。这是慈运理的观点——耶稣属灵的同在。加尔文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在圣餐中基督没有从天上降在地上，信徒与基督最初的联合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得以实现，尽管这个空间距离是如此之远，信徒与基督在圣餐中持续地相交，真正地分享基督的身体和血，同样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得以实现，圣灵“足以克服一切的阻碍，超越一切的空间距离”。加尔文说，最终这是一个奥秘，但这是一个宝贵的奥秘，在这个奥秘中，上帝来到我们的软弱中，他不但在传道人所宣讲的话语中来到我们中间建立我们的信心，也在看得见的圣言（圣礼）之中来到我们中间建立我们的信心。还是那同一个道，同一个基督，同样的意义，但在圣餐中我们对基督有了不一样的经历，对基督过去为我们所作的应许有了新的确据。
这就是路德的圣餐观，以及新教传统中其他的圣餐观。（注：我们教导的是加尔文的圣餐观）我们接下来看看路德的其他教义。
2. 十架神学/荣耀神学
加拉太书2:16的结尾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有没有认真地想过这节经文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不是谈论罪的问题，而是谈论我们所认为的“美德”。路德读到这节经文和其他相关经文的时候感到很困扰，因为保罗似乎是在说我们一切行善的努力不能救我们。所以，路德指出，救恩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债加上我们的好行为（例如，捐钱给慈善团体，或者从不杀人等等）。救恩不是基督的工作和我们里面的良善之间的合作。路德指出，我们里面只有罪恶。圣经命令我们爱神和爱我们的邻舍，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尽力去摆上的爱其实是出于自己，而不是因为爱神，所以仍然是罪恶的。
当然，这一观点是非常冒犯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人不希望在犯罪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是个罪人，罪人更不希望在做自认为的好事的时候被告知他仍然是个罪人。路德说，这是因为我们在本性上都是“荣耀神学家”，我们都要建立自己的义和自己的荣耀，尽管我们心里也知道这义和这荣耀非常微小。即便我们到了坟墓里，我们也会辩护说这一点点荣耀的火星是配得上救恩的。
与这一人的“荣耀神学”相对的，是路德主张的十架神学。当你发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足够的，都是有罪的，并且都钉在十字架上时，救恩就会临到。你要钉在十字架上的，不仅仅是你主动地犯罪，也包括你所谓的善行美德，基督的义因此遮盖在你的身上。路德努力地想要找一个好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天他在瓦尔特堡上厕所的时候，他从窗户往外看，看到白雪皑皑覆盖了外面的田地，也因为他正在上厕所。所以他突然有了灵感。后来他常常对福音所使用的比喻，就是我们都是马粪堆，福音像干净、纯洁的白雪毯子，因着神的怜悯而盖在我们身上。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让这美好的福音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好行为赚取它，我们该怎么得着福音的好处呢？这就是路德的第三个教义：
3. 惟独因信称义
既然我们最美善的努力在神的眼中看来也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依靠我们的功劳和德行得救。那么福音如何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路德借着罗马书第一章回答这个问题：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在那里找到了答案：神拿走我们的罪、神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把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是透过信心，并且唯独透过信心。路德是如此地高举因信称义，以至于他在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给这节经文加了一个词。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中，罗马书1:17写的是“义人唯独因信得生。”虽然神学上是正确的，但是修改神的话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义人因信得生，并且唯独依靠信心。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律法的桎梏下被释放出来，我们既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也不再被律法所要求，我们该如何生活呢？路德的回答是：我们有完全的自由。
4. 基督徒的自由
既然基督已经完完全全地成就了救恩所需要的，我们的罪债已经被偿清了、律法已经被基督顺服了，我们还需要做什么？路德的回答是，只要你没有犯罪，你做什么都可以。他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说，“爱上帝，并且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例如，教会要不要买一架管风琴？路德的回答是：“因为圣经对此没有要求，我们想要，就可以买，不想要，就不买。”路德本人是一个优秀的管风琴音乐家，如果你会唱或者听过《坚固保障》这首歌，你会明白。但是路德说，因为福音，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从教会中和世界上得着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优秀，而是因为十字架带来的救赎功效。基督徒的自由是伟大的教义，使基督徒不再被各种教廷的要求、圣经以外的命令所捆绑。
路德宗
马丁·路德在1546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其它领袖兴起来带领路德宗教会。这些领袖包括路德的好朋友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hon），奥西安德（Andreas Osander），以及马丁·布瑟（Martin Bucer）——虽然布瑟更靠近改革宗和圣公会。他们虽然都没有达到路德的影响力，但是都和路德一样优秀（尤其是墨兰顿，他后来被称为“德国训导师”），甚至比路德脾气要好。
在1580年，《协同书》被总结完成。《协同书》总结了路德宗教会所共同认信的重要文件和观点，虽然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可能仍然持有不同立场。从1618年到1648年，欧洲陷入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场战争（三十年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大混战。名义上来说，这是更正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在德国展开，他们的争夺在于到底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掌控欧洲的宗教。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场战争有经济、政治甚至伦理的诉求。战争的结果是给德国中部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双方最后都认识到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异不是透过暴力和战争能够解决的。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路德宗虽然是宗教改革最早的分支，但是却没有在欧洲大陆成为主要的新教教会。主要原因是他们把精力都花在战争上了，所以没有致力于宣教和神学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圣公会、改革宗，以及改革宗中的清教徒随后兴起，在神学质量和教会数量上都超过了路德宗。
路德宗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扩张。第一次是向北扩张，到16世纪结束的时候一直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对路德宗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三十年战争开始后，瑞典作为新教的一方参战。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被称为“北方雄狮”。他将军人“职业化”，“正规化”的理念引入了国家军队，这种军事理论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欧洲，成为了欧洲军队的立军标准，并推行军队统一着装，纪律严明化，他的“全新战术”在欧洲军事界延续了一百多年，被喻为“现代战争之父”。他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瑞典军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结束了三十年战争。
第二个大的扩张是德国在17世纪初的时候大规模向美洲大陆移民，而大复兴（大觉醒）运动随后发生，这导致了今天在美国有大量的路德宗教会。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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